李卓：精神哲学与陆王心学——以徐梵澄《陆王学述》为中心

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驾着风飞上天的。

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子思是圣人之后，他是孔夫子的孙子，所传宜得其真，他传下来的东西应该是真实的，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3]可是他这个说法里面有的跟孔子不太一样，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在什么方面《中庸》里面讲的，跟孔子讲的不一样呢？他说，我们看《论语》，孔子是一个圣人，但是他是学而后至，久而后成，他是一个学而知之的圣人。显然，他是为仁宗赐《中庸》叫好，认为《儒行》没什么义理，《中庸》才讲义理。

宋代以前，一般人把它作为《礼记》四十九篇之一，并没有特别来重视它。那时候，范仲淹在陕北做官，他就上书去拜见范仲淹，陈述他有关西北用兵的一些主张，结果范仲淹让他回去好好读《中庸》。然后经过朱子，到元代，到明代，一直到清代，在这样一个将近长达八百年的历史里，《中庸》真正变成一个独立的经典，在儒学史、教育史、思想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戴颙还曾经著有《逍遥论》，《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那么与中道、中正的观念相连接，还出现一些类似的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像中行。

郑玄又说，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但是在《尚书》里面，如《酒诰》篇讲作稽中德。所谓道统和政统也就平行着。

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孔子的周游列国，据史记，他曾干七十余君。这一段演变的历史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绅士在政治结构里的地位。邦无道时，师儒们固然不妨把道卷而怀之，可是其如苍生乎？师儒们尽可以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但是同样可能的是：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最初是从政统里分离出来，成为不能主动顾问政事的卫道者。董仲舒的灾异说发展到不利于皇权时，先就受到压迫。

孔子的道统是没有权柄的，不作什么事的，作事的只有政统。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在中国历史上。

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舍乎此则彝狄矣，去父母之邦矣。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他的理由是这样： 古之士，三月不仕则吊，故出疆必载贽，然所以重於自进者，以其於周不可则去之鲁，鲁不可则去之齐，於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

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事归政统，而理则归道统。

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申其辞说，至吾君于尧舜，熙鸿号於无穷也。政教分离的结果是民权的抬头。如果董仲舒再走一步，也许可以到宗教的路子上去，就是由师儒来当天的代表，成为牧师，或主教。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必然包括一套意识，就是认为应当如此的态度。道统可以自求不辱的合则留，不合则去。

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则山林而已矣。所以推而行之只在取得有国者的用之的一层里，而并不进入仗着权柄，作这些事的一层里。

所以他一再说：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在封建时代，主权属于贵族。奉天以约制皇权企图的流产 道统如果永远不能控制政统，尽管在道统的立场骂这些失道的有国者不知耻，政统自己并不觉得如此。

道统和政统的分离，以儒家的传说看去，要到孔子才完成。周公在封建宗法上是并没有得到最高权力资格的王叔，但是他却执了政，他的摄政固然并没有改变当时的政治结构，但是却些微发生了一点变化，就是在实位的人如果没有能力，可以由有能力、知道怎样去治理天下的人去代替，这些微的变化推论下去，政统和道统成了可以分离的两件事了。他说： 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我在这里想说明被皇权所控制的士大夫用什么态度来认取他们和皇权的关系。

在西洋政治意识中，权力不从天上来就得从人间来，人间即是民间。灾异论虽则没有做到控制皇权之功，但是给民间一个重大的刺激，因为这种理论把皇权的绝对性给打击了。

但这和封建里所养成的传统不和。在关于周公的传说里，政统和道统在事实上固然没有多大的距离，王叔在宗法上本是有地位的，而且摄政也是很普通的办法，但是后来在儒家所承认的标准统治的系列中，却在文、武之后连接着周公，由周公引出孔子，构成了和政统分离的道统。

这一点孔子说得很清楚： 孔子曰：回，诗云：‘速兕匪虎，率彼旷野。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封建的传统使他想不到政统可以脱离血统。所以我要作上述的说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卫道者 实际执政的系列——政统——和知道应该这样统治天下的系列——道统——的分别是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一项重要事实。这是说师儒们并不是月亮上的人物：世界上好，下一次凡。

公孙弘所主张的是由皇权来利用师儒去统治人民。可是同时他又以道统自负，死守那个王天下的理，也是不能变的。

灾异论成了改统的根据，但没有改变皇权的性质。皇权和道接近时，师儒出而仕，皇权和道分离时，师儒退而守。

更进一步又有履大人迹的说法。这一点和从民意去看天意的民主萌芽是不同的，虽则大家都保留着听不听天意的权柄给皇权。